剧谈社｜翻译艺术品

• Vol.80 工夫茶的流亡与归来之路：华夏文明海外求生记

  “工夫茶”是所有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词语，但它真正内涵却鲜为人知。有人望文生义，把它理解成用“中国功夫”泡茶，把转杯、转碗的表演手法当作精髓，进而把它贬低成哗众取宠的小丑行为；有人认为，喝工夫茶才是真正懂茶，因为它源远流长，可以追溯至唐宋，饱经高僧和文人的锤炼。当然也有人反驳说它实际上是近世草根阶层的日常消遣，那些悠久的传说只是商业包装的故事。工夫茶的礼仪同样引发分歧：有人视其为礼仪之邦的底蕴，而年轻一代则反感其中的繁文缛节。在中国台湾，工夫茶被称作“老人茶”，暗示世代间的审美距离，和别墅唱K、江湖书法一样，是刻板印象中的老登行为。如果继续追问：工夫茶喝岩茶还是单枞？用茶壶和还是盖碗喝？以闽南为正宗还是以潮汕为正宗？是文人的茶还是市井的茶？得到的答案可能五花八门，而很多矛盾的解答也各有道理。所以工夫茶并不仅仅是一杯茶，它是一张牵连历史、民俗、迁徙与生活方式的大网。它承载着山河破碎时，华夏文明海外求生的悲壮往事；又在异域生根后重新归来，启发我们重新寻找自我和本真。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剧谈社的老朋友栗强老师，和我们细细评说工夫茶的奥秘。内容包括：01:50 工夫茶和煎茶道：谁是油腻老登？谁是一阵清风？05:04 工夫vs功夫：咬文嚼字的背后是传统和未来的分野08:56 岩茶、单枞、六堡茶？工夫茶究竟喝的是什么茶13:54 武夷正岩：全球工夫茶的最大公约数18:30 善书者不择笔，那泡工夫茶必须用好茶吗？22:11 盖碗的前世今生：基于民俗、文献、考古的三重认知26:15 漳州与潮州：海洋与大陆茶文化的两种呈现36:06 详解工夫茶的流程与“招式”51:20 文明活化石：利玛窦的中国见闻和工夫茶礼55:20 迁徙中的工夫茶：礼仪的内涵是族群认同60:57 阴阳怪气：文明高度发达的标志63:49 大慧宗杲、朱熹、隐元：工夫茶的三大精神教父72:31 佛法、寿司、工夫茶、武士道：跨界文化的奇缘78:03 华夏文明的火种：工夫茶由海上流亡所成就87:06 隐元禅师和德川幕府：工夫茶如何化身煎茶道97:16 潮汕对闽南工夫茶的胜利，是人间烟火对高阁文心的胜利104:59 一代宗师：工夫茶和武术套用同一套神话逻辑114:32 工夫茶与存在主义：从茶的技艺走向本真与觉醒- 制作团队- 美术设计 子鹤后期制作 孙称“工夫茶”还是“功夫茶”这是每个人面对这种独特茶文化时需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结合早期农书的记载，以及潮汕、闽南等核心茶区的传统叫法来看（这两地方言中“工”与“功”的读音不同），正确的写法应当是 “工夫茶”。 “工夫”指的是花费时间与心力，从种植、加工、运输、储存到冲泡的每一个步骤都讲究细致与耐心。但是，香港茶学的宗师泰斗杨智深先生曾专门在香港大学开设课程，强调如今应当以茶修身，希望大家通过这一席茶，刻意训练内在修养，养成一个功夫出来，因此坚持称之为 “功夫茶”。由此可见，两种写法各有道理，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择一使用。图为：杨智深工夫茶喝什么茶工夫茶广泛流传于福建、广东、香港、台湾，以及马来西亚、泰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不同地区的茶叶选择会因资源禀赋各有偏好：例如闽南推崇正山岩茶，潮州讲究凤凰山的单枞，香港以拼配为主，特别以铁观音中的“红心歪尾桃”为好；马来西亚甚至用六堡茶做工夫茶。这些五花八门的选择背后也有共识。首先就工艺而言，工夫茶一般选用发酵程度介于绿茶和红茶之间的青茶，无论是肉桂、水仙、大红袍，还是铁观音、单丛，包括台湾的冻顶乌龙，这些具有一定转化的青茶在香气、口感乃至气韵上层次丰富，更加能够在反复冲泡中展现变化。其次，就文化认同而言，各地所选的茶叶往往承载着特殊的历史和族群情结。所有产区之中，受到普遍尊崇的是武夷山的正山岩茶。早在清代就有“茶必武夷”的说法。所谓正山是指武夷核心产区，其中“三坑两涧”尤为著名。岩茶，则指的是生长在岩缝与石壤之间的茶，被认为具有独特的韵味；早在清朝前期工夫茶定型的时期，武夷正山岩茶便已被确立为典范。图为：武夷山正山岩茶工夫茶具工夫茶具用什么茶具？ 历史上有“壶必大彬”、“壶必孟臣” 、“杯必若深”的说法，前者指明清时期宜兴制壶名家时大彬和惠孟臣的紫砂壶作品；后者是一种景德镇制造的青花白瓷小杯。而在今天，我们更多能见到的是潮州朱泥小壶，搭配本地烧制的蛋壳杯。这两种选择，折射出工夫茶的两种形态。工夫茶最初形成于闽南的漳州地区。它以武夷山（闽北）的茶叶为核心，配合宜兴的紫砂壶、景德镇的瓷器，再结合本地的沙铫、扇子与水，汇聚天下之精华，形成一种兼收并蓄、开放性的文化。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元末明初至明末清初的多次政治动荡，使大量中原汉人不断南迁，将华夏文明的生活方式与精华片段带入福建，并进一步流播海外。所以漳州工夫茶在流亡的迁徙中，呈现出一种海洋性文明的特质。与之相对，以潮州为中心的工夫茶则强调一种地域自足。潮州茶人坚持使用本地的朱泥壶、鹅毛扇，冲泡自家凤凰山的单枞，搭配潮产的茶杯与茶盘，构成一种较为封闭的内陆文化。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流传着一个关于朱泥壶的传说。所谓最好的工夫茶茶壶，并非出自宜兴本地，而是取宜兴之土，运往闽南，由当地工匠以独特技艺烧制而成。从考古证据看，宜兴确实没有发现朱泥地层。而在泰国被誉为“历史之父”的达叻叻·那·阿育他耶亲王的著作中，也有类似记载：在泰国被视作珍宝的工夫茶壶，只能在中国的闽南地区才能找到，而且唯有当地人才懂得如何制作和使用。如果这一传说得到证实，就说明早期漳州工夫茶所凝聚的文化融合之深，远远超出我们今日的想象。图为：康熙《漳州府志》，这是最早正式记录“工夫茶”的文献；"泰国历史之父“达叻叻·那·阿育他耶亲王盖碗和紫砂今天很多人选择用盖碗作为泡茶器，包括有人认为，使用盖碗比用茶壶更显“专业”。但是熟悉茶文化发展脉络的朋友就会知道，历史上盖碗主要是饮茶器具，真正作为泡茶工具的大规模流行，其实是1980年代以后。在此之前，古人普遍是用茶壶来泡茶的。然而，新的考古和文献材料，可能正在改变这一传统认识。琉球文献《大岛笔记》记载，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有一艘中国商船航行至高知岛一带，与当地人交谈。对话的记录中明确提到，闽南地区已经有人用盖碗泡茶。更有力的证据来自福建安溪。在安溪文庙（今安溪博物馆所在地）的壁画中，可以看到两铺题材：一铺描绘工夫茶具，另一铺描绘文房四宝。而工夫茶具的壁画里，就画有一个硕大的盖碗。根据美术风格判断，这组壁画应属清初之作。博物馆的档案也显示，这些壁画很可能是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李光地主持修建文庙时所留下的。由此可以推断，清初的闽南地区，确已出现用盖碗冲泡工夫茶的习惯。图为：安溪文庙壁画；琉球文献《大岛笔记》径山传承关于工夫茶的起源，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工夫茶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唐宋时期，发源于中原地区；另一种则主张工夫茶是清朝前期在漳州本地形成。嘉宾认为“本地形成说”在学术上更加可靠，但同时指出，南方工夫茶在器形和精神层面上，确实是在向古代中原文明致敬。而其中的关键节点，就是杭州的径山寺。径山寺始建于唐代，兴盛于宋代，是禅宗的重要寺庙，也是茶文化重要的发源地。工夫茶从径山寺继承的，并不是茶壶、茶杯、茶叶这些具体器物，而是一整套理念，包括：在仪轨层面，饮茶需要讲究礼仪、规矩，甚至有明确的制度。这些规范后来传到日本，发展为寺院茶法；在美学层面：茶具与环境承袭禅宗的简淡审美。在实践层面，在中国古代观念里，做茶与做饭本质相同，所谓“君子远庖厨”，主人一般不会亲自操持，唯独在讲究寺院民主的僧侣群体，会亲自操作。后来工夫茶和日本茶道都强调主人亲自泡茶的工夫，也是受到径山寺精神的影响。在精神与哲学的传承上，工夫茶有三位“精神教父”都和径山寺有很深的渊源：首先是大慧宗杲。他是南宋重要的禅师，提出了著名的“看话头”修行法。所谓“话头”，就是将心神专注于一个微小的问题，不断追问，直到心中不起任何杂念。这种修心方式，与日本茶道的心智训练极为相似。工夫茶中“修炼心境”的部分，与此密切相关。大慧宗杲的弟子开善道谦，将禅宗文明带入武夷山，并收朱熹为弟子。朱熹祖籍福建，长期活跃于武夷山一带，后来成为理学的宗师，对福建、闽南与潮汕地区影响极为深远。今日人们常感闽南、潮汕文化保守，其根源正与朱熹的思想传统相关。为了彰显正统与保守精神，后世工夫茶具上经常出现《朱子家训》等内容。这条脉络，正是从径山寺到朱熹再到工夫茶的思想传承。第三位隐元禅师，他生活在明末清初，师承亦出自径山寺。17世纪，隐元东渡日本，成为日本黄檗宗的开山祖师，历经七次皇室加封，地位崇高。他在日本的黄檗山万福寺，四代之后又诞生了煎茶道之祖——卖茶翁。卖茶翁的茶风在江户晚期深受进步知识分子喜爱，由此诞生了对抗陈旧抹茶道的煎茶道，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倒幕运动。这种“一边饮茶、一边与文人交往”的文化习惯，正是源自隐元所继承的黄檗宗传统。有人甚至认为，煎茶道就是工夫茶在海外发展的成果，而其根源，依然要追溯到径山寺。图为：开善道谦、隐元禅师、卖茶翁、工夫茶具和煎茶道具组合郑成功的海上王国和工夫茶的起源郑成功虽然出生在日本平户岛附近的海滩，但作为钱谦益的弟子，他被中日两国同时视为明朝华夏正统的代表。他最广为人知的事迹是收复台湾，但他的实际的影响远不止于此。在当时的南方海域，海盗势力林立。郑成功将这些零散的海盗力量悉数收编，整合为一支庞大的海上力量。自此，他实际控制的海上王国范围极其辽阔，商船在这个势力范围内畅行无阻。正是依靠这片安全的海域，中国才连接东印度洋和太平洋与世界接轨，也为大航海时代带来了一个特殊的“东亚机遇”。与此同时，他还在福建沿海持续与清廷抗争。清朝被迫推行迁界政策，将沿海人口强制内迁百里。然而这一片区域并非荒地，而是聚集了原住民、明朝的拥护者，以及大量以海为生的人群。政权的界限使得这些人在生活方式上和内陆人泾渭分明。他们依托强大的贸易系统，把闽北武夷山的茶叶，景德镇的瓷杯、宜兴的紫砂壶，寺庙的禅宗美学、朱熹式的华夏正统思想，汇聚到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茶文化。这种独特性到了清代中期，逐渐被普遍认可，并被冠以“工夫茶”的名称 —— 这就是工夫茶的起源。图为：日本郑成功庙；清代传播到日本的漳州工夫茶炉和茶銚，这是闽南工夫茶影响日本煎茶道的直接依据；漳浦博物馆出土的茶具工夫茶大师和寿司之神很多人注意到，中国工夫茶与日本寿司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们都把一种看似简单的技艺，提升为极致的美学甚至是伦理追求。和工夫茶一样，寿司对刀的温度、米饭和醋的比例，都要精确到细致入微。吃寿司也不是随意的享乐，而是要遵循严格的礼仪约束——不能喧哗，不能自己把握节奏。甚至有人说，两者都是一种“对手的信仰”，而工夫茶大师捏茶末和寿司之神捏寿司，都有相似的意味。这些相似并非偶然，因为两者在历史上确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宋明时期，中国文化大量传入日本，留学僧侣是最重要的中介。他们在中国学习佛法、礼仪、美学，回到日本后被视为“无所不能”，人们争相向僧侣请教，寺庙就成了文化、技术、美学的集散地。日本的武士阶层就是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在中国的南宋时期崛起。当时最有名的武士家族是平清盛的平家。几乎控制了从博多、对马等日本港口，到明州、泉州等中国港口的航线。他们和寺庙合作，利用留学僧的海外关系、和自己掌握的造船技术，经营对宋贸易，这是武士阶层的第一桶金。在这套网络中，武士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品味深受中国寺庙影响。到了明代，武士阶层全面登上历史舞台，他们继续借助寺院的力量自我神圣化，更加系统地向僧侣学习各种知识。但问题是，和尚并不真的什么都懂。他们能传授的只是形而上的“道”。于是茶道、花道、合气道、武士道就这样应运而生。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是，日本人奉为武术最高秘诀的《不动智神妙录》，就是出自一个根本不懂武功的和尚泽庵宗彭。这就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混淆。这些源自中国的“道”，尤其是“武士道“，在日本被推演到极致。直到军国主义的时代，走向了偏激的道路，几乎招致日本灭亡。战后，日本完全废除了武士阶级，但是武士道精神没有消失，转化成我们今天说的工匠精神等追求极致的理念，渗透到各行各业，其中就包括做杀活鱼、做寿司。因此，人们对“寿司之神”往往怀有熟悉、尊敬和不适的奇特观感，正是因为寿司背后的精神源头，与工夫茶一样，都出自中国寺院文化。不同的是，一者偏激，一者温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气质。图为：平清盛、泽庵宗彭、寿司之神工夫茶和中国功夫工夫茶是文化逃亡的产物。它在华夏文明海外求生的过程中诞生，被有意识地嵌入了华夏文明的符号。因此，它与我们熟悉的中国功夫之间，存在许多相似之处：首先，两者都有一些崇高的“精神祖师”作为标的物。工夫茶在精神上有径山寺的传承，更远则可以追溯到中原文化的传统，乃至陆羽的茶经体系。中国武术也是如此，各个流派常常标榜自己出自岳飞、张三丰等名门正宗。这种对“崇高源头”的指认，暗示了一种精神追求。第二，两者都在民族危机中被系统整理与重组。明代的唐荆川、戚继光在抗倭的战事中，把零散的民间武艺改造成军队训练，创造出传世的刀法和枪法。传说中的莆田南少林寺，则是在反清抗争中，民间武人聚合成秘密结社，发展出洪门、天地会等组织。到了20世纪，民国政府在抗日战争背景下成立国术馆、中华武术会，促使南北武术融合。工夫茶的情况类似：它也是在明清鼎革的流亡环境里被重新塑造，成为一种凝聚身份的文化形式。第三，两者都在海外被神化。在内地信息闭塞的年代，工夫茶和中国功夫却在海外声名大噪。工夫茶在华人移民社区被奉为身份的象征，中国功夫则通过武侠小说、李小龙的电影走向世界。很多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向往，正是从这种带有超现实色彩的形象开始的。第四，两者都经历了“出口转内销”。改革开放以后，国人重新认识的工夫茶与中国功夫，往往是已经在海外被神话过的版本。然后再在本土继续演绎和发展。这一过程，既反映了文化的传播路径，也体现了文化认同的重塑。图为：陈香白、《一代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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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l. 79 齐白石的狡黠与天真：窥探中国人的生存智慧和赤子之心

  齐白石是中国近现代最家喻户晓的画家。艺术史上，他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市场上，他的作品屡屡刷新纪录；在国家的叙事中，他是人民的艺术家；在人们的回忆里，他纯粹质朴、一派天真，是一位充满人格魅力的老师、朋友。但是耀眼的光环背后，他也从没脱离争议。有人说他抠门；有人说他好色；有人说他的画风俗气，难登大雅之堂；甚至有人认为，他的成功并非完全源自个人的才情，而是得益于特殊时代的历史机遇和一众关键人物的托举。 无论这些评价是真是假，不可否认的是，齐白石的身边，确实围绕着一张复杂而广阔的人际网络，交织着文化、艺术、政治、国际交流的多重线索——从军政要员到文化先锋，从海内知己到海外名流，一众和他有深刻交往的人物，足以构成一部近代中国的历史。居于这张网络中心的齐白石，究竟是一位怎样的大师？ 本期我们邀请剧谈社的老朋友齐凯老师，和大家一起走进齐白石的朋友圈，串联那些不为人知的民国往事，揭秘画坛传奇背后的真实面孔。内容包括03:35 穿狐裘、摇折扇：齐白石照片为何与质朴形象大相径庭？09:02 少年齐白石：童年如何埋下一生伏笔？13:50 出生贫农的齐白石，何以作得一手好诗？22:47 从王船山到湘军：湖南酝酿掀翻时代风云的巨浪26:24 王闿运、谭延闿、蔡锷、黄兴：齐白石的壮年交游33:42 齐白石有什么人格魅力，让一众大人物提携37:11 北漂画匠遇贵人：徐悲鸿是齐白石的转机吗？42:17 清高还是世故？齐白石社交能力全解析46:23 野狐禅vs野兽派：齐白石作为改革者走上现代艺术舞台57:25 成名在异国：齐白石的日本传奇画展61:40 京城旧事：齐白石的知己和敌人们69:22 草根智慧与民族大义：面对侵略者齐白石表现如何？79:16 民国未必第一，晚年实至名归：人民艺术家的养成史84:32 “齐白石抠门”，是因为黄永玉造谣？89:06 大师的作风问题”：齐白石是不是好色之人？101:07 在泥土中生长：齐白石的生命力代表民族精神- 制作团队 –美术设计 子鹤后期制作 孙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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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l.78 香气史诗：解锁文明深处的嗅觉审美和隐秘记忆

  香气，是一种无声无形却无处不在的力量。它悄然影响我们的情绪、记忆、判断，行为方式，甚至隐秘地塑造世界——围绕香料的探险与战争、贸易与交流，牵动着世界版图的演变；对制香工艺的探索，也让人类的化学和医药技术得以发展。上万年来，不同地域的文明不约而同地赋予香气以特殊意义：它通达神明、祛除疾病、彰显身份，也孕育巨大的财富。其中，中国传统香以最全面、最完整的体系独树一帜。尤其以“沉、檀、龙、麝” 为代表的四大名香，既吸纳世界原料与工艺，又反向影响全球，是香气连接文明的最佳注脚。本期节目合作品牌闻献（DOCUMENTS）的名字，正是源于“记录”和“文献”的谐音，寓意那些值得被记住的气味与馈赠。闻献相信，嗅觉不仅是感知世界的方式，更是记录人类文明的隐秘语言。今天我们特别邀请非遗传统制香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同时也是香料文化史研究学者臧曦老师，与我们一起踏上一段穿越时空的香气之旅。一起探索这个关于商业发展、技术沿革、信仰传布的史诗故事 —— 它也涉及人的智慧和汗水，虚荣和进取，执着和索求，奢靡和苦难。内容包括02:35 香港、澳门、泉州：三大香料港和三个全球化时代12:25 穿过烟雾：古文明都以焚烧香气沟通神明16:54 “香火” 的隐喻 ：中国的身份认同和宗祠传统20:14 雪松、圣木、鼠尾草：西方玄学能量香材和美洲香文化30:56 “香” 的语言学探究：词源背后的用香印记37:14 香气如何操控人类的记忆、行为和情绪49:28 直火、无火、隔火：三种用香方式哪种最高级？ 53:46 合香的奥秘：中国传统制香如何调理阴阳72:04 为什么 “四大名香” 有五种香83:56 什么是香水的前中后调？89:32 中国香的独特在于文人审美93:30 盘点数千年来中国香的演化史107:13 贵妃香囊：王朝盛衰的嗅觉印证110:50 从鉴真东渡到线香回流：中日香道千年渊源125:12 今时仍是古时月：复原传统香让我们神交古人- 制作团队 –美术设计 子鹤后期制作 孙称以中国四大名香为灵感的闻献第七季浓香水「沉檀龙麝」 中国高端香水品牌闻献（DOCUMENTS）的名字寓意“值得被记住的气味与馈赠”。闻献相信，嗅觉是人类感知世界的奇妙馈赠， 气味可以记录人类的历史和文明，穿越语言的边界，保留被文字遗忘的故事与记忆。闻献品牌创香特色之一是开发使用产自中国、源自中国或国人携有共同记忆的香原料，推出适合国人的精彩香气，同时让国外的香水消费者能够更了解源于中国风土与文化的特色香气，为世人提供令人回味的“中国香、世界礼”。为了追求完整艺术表达，闻献以「季」 为期推出系列香气。第七季纯萃盘香及浓香水系列，汇聚中国四大名香——沉香、檀香、龙涎与麝香，溯源东方香文化及工艺，以现代制香工艺重新演绎传统合香之美。这是一次东西方制香技艺的联动，也是一次跨越文明、时间与地域的感官旅程——以香为桥，礼敬世界。香港被誉为东方之珠的香港，名字正式来源于1842年《南京条约》。当时英国殖民者借用南端一个小渔村的土语名称“香港仔”，用以命名整个香港岛。进入20世纪，香港迅速发展为全球重要的商业枢纽，也成为现代都市的典范。然而香港的繁荣并非始于近代。早在宋元时期，香港就因沉香贸易而兴盛。彼时，被称为石排湾的香港隶属东莞管辖，而莞香的种植和生产有着近两千年历史。作为重要的海上中转港，香港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由于宋元时期中国内陆战乱频仍，陆路运输受阻，商人纷纷转向海上通道。从石排湾出发，沉香被运往宁波、上海、天津等港口。更重要的是，这一港口还连接中南半岛、马六甲海峡，最终通往印度、中东，乃至欧洲。因此，香港的地位不仅见证了中国香料产业的繁荣，更反映出中国古代海洋贸易体系的高度发达。图为：1840年代画家笔下的香港岛龙涎香和澳门殖民龙涎香是抹香鲸体内因消化系统病变而产生的一种蜡状物质，常随鲸鱼死亡后漂浮于海面，被称为“漂浮的黄金”。它带有独特的香气，历来被用作高级香料和药材，同时极为稀有。出于修仙的目的，明朝的嘉靖帝对龙涎香有着大量的需求。他因此下令，所有来自海外的商船，必须携带龙涎香才能进贡朝廷、获得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资格。这一规定使得龙涎香在16世纪成为外商敲开中国市场的 “通行证” 。其中，葡萄牙商人响应尤为积极。他们在长途航行中努力搜寻和购买龙涎香，并且在澳门地区分配给来华商船，因此一定程度掌握了对华贸易的分配权。同时他们用龙涎香和其他海外珍宝笼络中国官员，建立起高层的私人关系和礼品网络。我们的历史课本记载，澳门在清朝的光绪时期被割让给葡萄牙。然而事实上，早在明朝万历时期，葡萄牙人就通过贿赂地方官员的方式，以“借地居住”的名义在当地建立了实际的长期殖民据点。澳门大学有学者对这段历史进行了长期深入的研究，结论是葡萄牙能够在澳门扎根并逐步实现殖民，和龙涎香这种战略资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图为：1854年从西望洋山望澳门南湾泉州泉州古称刺桐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也是中世纪世界最繁忙的港口之一。作为当时联通中国与印度洋、阿拉伯海、甚至非洲东岸的重要门户，泉州见证了中国海上贸易的黄金时代。以宋代为例，泉州不仅输出丝绸、瓷器和茶叶，还大量进口香料包括来自索马里和也门一带的乳香，还有苏木、降真香、龙涎香等珍贵香材。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中展出的一艘南宋沉船，真实还原了当时贸易的盛况。沉船中出土的乳香、龙涎香与其他香料，与瓷器等中国特产一道，构成了当时跨文化交换的核心商品。这些香料不仅进入中国贵族和文人阶层的生活，也推动了香文化在中国本土的发展，形成更复杂多元的用香体系。图为：1）泉州西街和开元寺双塔；2）1974年，泉州湾打捞的一艘南宋时期的沉船。这艘沉船中出土了多种南海、印度洋香料，包括乳香、苏木、降真香等。见证了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最初的调香师早在数千年前，古巴比伦人就掌握了复杂的调香技术。目前为止，人们在两河已经发现了数百块关于香水的楔形文字泥板。其中一块公元前1200年的泥板上，记录了一位女性的名字：塔普提·贝利特·埃克利（Tapputi-belatekallim）。她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位有文字可考的调香师。作为王宫的化学师与香料师，塔普提使用蒸馏、过滤与萃取等工艺，将没药、丁香、香脂等原料进行复合调制，制造香膏与香水。这些操作中的很多理念，直到今天依然在现代香水工业中有所应用。图为：记录了人类最早调香师Tapputi的楔形文字板穿过烟雾我们今天所说的“香水”（perfume）一词，源自拉丁语 per fumum，意为“穿过烟雾”，揭示了香最早的用途：通过焚烧植物或树脂产生香气和烟雾，向神明传递人类的祈愿。在远古时期，人们尝试各种方法与上天沟通，但发现无论是高声呼喊还是向天空投掷物品，都无法真正“抵达”神明。然而，当香料被点燃，升腾的烟雾不再返回人间，仿佛完成了一次心意的传递。这种可见、可嗅、但难以触及的形式，被广泛视为人类与神灵之间最有效的沟通桥梁。无论是在两河流域、古埃及、印度，还是中国，通过焚香与神明沟通的观念几乎是文明发展的共同经验。中国古人说“三代禋祀，首惟馨之荐，而沉水、熏陆无闻焉”，意思是说，最初我们焚香，就是烟雾的应用。让香气能够抵达神明，并没有沉香、熏陆这些名贵香材。这一传统也影响了中国文化中“香火”的概念。用延续“香火”来比喻延绵子嗣，正是受到了焚香祭祀的影响。图为：1）古埃及底比斯西部 Minnakht 墓中的一段壁画（大都会博物馆藏摹本）。画中的两个男人站在供桌前，一手倒酒，一手拿着装有燃烧香的火盆；2）开罗埃及博物馆的镀金木制香炉，呈臂状结构，有盛香槽，体现古埃及工艺。藏香始祖藏香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左右。它的奠基者吞弥·桑布扎（Thonmi Sambhota）是吐蕃时期著名的文化使者，也是藏文的创造者，同时还是西藏地区系统翻译佛教经典的先驱。相传，吞弥·桑布扎奉松赞干布之命前往印度学习佛法和医学。过程之中，他接触并学习了印度古老而庞大的香药体系。在他的推动下，印度的香文化与医学传入西藏，成为藏香的源头。印度传统视香为药，在香方的配伍上，强调气味与疗效兼备，这一理念深刻影响了藏香的配制方式，也催生了后来“藏医藏香”体系的雏形。吞弥·桑布扎不仅将印度香方和佛教仪轨一同带回，也促成了香在西藏从单纯日用逐步走向宗教、医学、修行等多重用途的转变。因此，藏香不只是嗅觉享受，同时承载着清净、驱邪、疗愈、供养的复合意义，成为藏地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推动了印度和中国传统制香之间的交流。图为： 吞弥·桑布扎美洲用香美洲大陆同样有着历史悠久、体系完善的香文化。早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这里的原住民就深谙香料和神秘力量之间的关系，用来祭祀、净化、驱邪、疗愈。直到今天，这些香材依然广泛流行，并深深嵌入了新兴的西方玄学实践当中。其中圣木、鼠尾草和雪松，应用尤为广泛，被誉为三大能量香材。圣木原产于南美洲，是印加文明中常见的祭祀香材之一。其名字源自西班牙语，意为“神圣之木”，不仅体现了香木本身的神圣性，也隐含了西班牙殖民语言对南美文化的持续影响。鼠尾草在中美洲的玛雅与阿兹特克文明中被广泛使用，是古代印第安人的日常香材之一，常用于空间净化、祈求好运与能量疗愈。今天它在欧美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冥想和仪式性疗愈中。雪松主要在北美地区流传，其清新木质气息被原住民视为连接自然、祈求平安与庇护的神圣植物。雪松常被焚烧于帐篷与屋檐之间，用于迎接新生命、祭祖或建立安全感。图为：中美洲特奥蒂瓦坎风格的香炉。特奥蒂瓦坎是美洲第一座古城，建于阿兹特克帝国前近 800 年。 阿拉伯用香阿拉伯文明对世界香文化的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在香料的使用、提取技术方面留下显著足迹，也在精神信仰和日常生活中，赋予了香更深层的文化意义。由于生活在干燥炎热的沙漠环境中，阿拉伯人往往以“香”代“水”，他们极为擅长使用液态香料来保持身体的清洁与愉悦，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蔷薇水（例如大马士革玫瑰）。这一习惯也推动了芳香植物的蒸馏与提炼技术的发展。阿拉伯人在精油提取方面的贡献尤其突出。历史上著名的“脂提法”（Enfleurage），就由他们所发扬：将动物脂肪涂满浅盘，铺上鲜花，待脂肪吸饱香气后再提取使用。这种原始而高效的方法，成为后来香水工业的重要基础。此外，阿拉伯人对熏香的热爱也极具代表性。他们常年焚烧乳香和安息香，用于房间净化、身体疗愈和宗教仪式。这种传统至今仍在阿拉伯半岛广泛流传。例如在阿曼，几乎每个公共空间都会弥漫乳香的香气——马斯喀特和塞拉莱机场中，甚至每隔几十米就安装一个乳香精油喷雾器。乳香在阿曼人的生活中几乎无所不在：嚼乳香代替口香糖、喝乳香精油强健体质、皮肤破损抹精油、头痛腹胀亦用乳香疗愈。这种神圣香料——Boswellia sacra（神圣乳香），被视为上天赐予的疗愈之物，是他们日常生活与宗教精神的交汇点。图为：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阿拉伯香水喷洒器。这种喷洒器诞生于 11 世纪末到 13 世纪中叶的叙利亚，是当时宫廷礼仪的重要方面。嗅觉之谜相比视觉与听觉，嗅觉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往往被低估。但各种研究不断揭示，嗅觉其实在感知世界和塑造文明方面发挥着深远的作用。《科学》期刊的研究称，人类可以分辨至少一万亿种气味组合，远超以往认知。这种惊人的辨别能力，源自鼻腔中多达400种嗅觉受体的协同工作——通过不同组合方式激活，产生指数级的信息编码。这一生理机制，是嗅觉影响我们情绪、记忆、判断、行为模式的基础。首先，嗅觉信息直接通达大脑边缘系统，特别是杏仁核（情绪加工）与海马体（记忆加工），这使得某些气味不仅能诱发情绪，还能成为情绪本身。芳香疗法正是基于这种感知与情绪的联动机制。实验也证明人类可以将陌生气味与特定感觉进行配对和再学习。在行为层面，嗅觉可以影响人的行为倾向与道德判断。特定的气味可以对应到一场婚礼、一场葬礼、一场宗教仪式，并且快速让人代入相应的环境中，从而约束人的行为。不同的气味，也会产生相应的道德评价，在潜意识中产生“神圣”或“不洁”的观感。在现代城市研究中，“气味景观”的概念日益重要：菜市场的食物香气、寺庙的香火气味、工业区的排放气息，常常构成我们对“家”或“故乡”的嗅觉记忆。此外，嗅觉甚至塑造了人类文明的走向。香料贸易曾驱动十五世纪大航海时代的开启，引发十七世纪的“香料战争”（荷兰与葡萄牙、英国之间的殖民冲突），深刻塑造了今日世界的地缘格局。同时，制香工艺的探索也极大促进了化学、药物学与实验科学的发展——从植物提取技术，到合成香料的诞生，香的研究构成现代科学的一部分。图为：1）大英博物馆收藏的《费迪南德·麦哲伦在船上》，根据扬·范·德·斯特拉特绘制（1589年）；2）荷兰地理学家威廉·布劳于1630年绘制的香料群岛地图，在17世纪初期，荷兰一度垄断了香料贸易。合香合香是中国传统制香工艺的核心技艺，其精髓在于：在深刻理解各类香材性质和相互关系的基础上，通过炮制与调配，使多种气味彼此融合，最终生成一种和谐统一、层次丰富的全新香气。与西方制香更偏重配方、比例和标准化的“理性逻辑”不同，中式合香强调微妙的意境，是一种感性和体验的艺术实践。它不仅体现深厚的技术，也体现制香和品香者的审美和文化修养。就如同中药讲求“君臣佐使”的配方结构，南宋的曾慥在《香谱》中提出，合香同样要遵循“君臣佐使”的逻辑：君是主角，奠定基调；臣是辅助，强化陪衬；佐是一种点缀，调和君臣之间的关系，缓冲锋芒；使让香气跑出来，起到穿透、留香的作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阴阳互济、主次有序、和而不同、相生相制”的理念，不仅应用于医学和制香，更是广泛存在于各个领域：天空上日月星辰的轨迹；大地上九州的分布和诸侯国的建立；人世间的道德礼制、婚丧嫁娶的风俗；各类生产活动的开展；乃至于官僚机构和宗族关系的设置；人体经络脏腑的阐释，都彼此相关联，遵从着一种哲学上高度统一的逻辑——这也是中国古典文化最为显著的特征。图为：法门寺出土的鎏金银龟盒。其用途为香具还是茶具，研究者有不同看法；2）法门寺出土的鎏金卧龟莲花纹五足朵带银香炉四大名香“沉、檀、龙、麝” 被称为中国的四大名香。其中三者分别指沉香、檀香、麝香，而对于“龙” 究竟指龙涎还是龙脑，存在一定争议。嘉宾认为龙涎在古代中国过于稀少，民间几乎难以流通，综合考虑香材的实际影响力，把龙脑认为是古代四大名香，而龙涎是今天的四大名香更为合理。其中：沉香源自瑞香科的沉香树。它并非天然就具备香气，而是树木受到伤害后在自我修复过程中分泌油脂，经过真菌作用，历经多年甚至几十年才形成的香脂结晶。沉香常被视为“在伤痛中凝结的香”，香气层次复杂，既有木质感，又带有清凉与甘甜的韵味，是中国文人最推崇的香料之一。檀香主要指的白檀，属于檀香科植物（传统分类中有时也归为豆科）。其木质芯材富含油脂，自带柔和、甜润的木香。龙脑香来自龙脑香科植物。它所含的挥发性结晶体，在常温下为固态，会随着温度变化升华，散发出清凉刺鼻、透澈醒神的香气。古代常用于药用、熏香、提神，也用于制作香丸等合香配方中。龙涎香是抹香鲸肠道中生成的一种病理性分泌物，类似于胃结石。主要形成原因是鲸鱼吞食了如乌贼等有硬喙的猎物，消化系统无法完全处理这些硬物，因而分泌一种蜡状物质将其包裹，并逐渐结块，最终通过鲸鱼呕吐或死亡后排出体外，漂浮于海面或被冲上海滩。新鲜的龙涎香有腥臭味，但随着海水长期浸泡与氧化，会变得香气温润、复杂独特，带有一种淡淡的动物甜香、海洋气息与烟熏感。麝香原产自雄性麝鹿的香囊，是动物香中最具代表性的香料之一。其香气独特、浓烈，历来被视为药材与高级香料。但由于麝鹿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现代已禁止猎取和使用天然麝香，转而通过合成技术或植物调香重建其香气。“四大名香”凝聚了中国人对自然、技艺、礼仪与精神世界的独特理解。它们跨越植物、动物与矿物，涵盖本土与舶来，体现出香文化的复杂性与全球性。闻献第七季，以中式合香中最重要的原料：沉、檀、龙、麝为源，融合Albert Vieille 天然香氛精油，呈现经典中式纯萃盘香。又以盘香作引，结合香原料、盘香气息、合香文化等丰富内容，与调香师共创推出以四大名香及中式合香为灵感的浓香水系列，延续并革新传统香材的表达路径。香囊香囊是一种内含香料，可以随身佩戴或悬挂于室内的熏香器。包括织物型和金属型两种类型。其中，唐代金属香囊尤显精巧，是集工艺、文化与身份象征于一体的高阶香具。唐代金属香囊体积小巧，多为直径5-13厘米的镂空球体，上下可开合，内设焚香盂。其核心结构类似现代陀螺仪，由三个同心环活铆联接，能使内部香炉不论如何摇晃都保持水平，从而避免香料洒落。表面饰以花卉、动物纹样，既实用又赏心悦目。因金属材质能传热，这种香囊还兼具暖手功能，可佩挂于衣袖或腰间，亦可放于被褥中使用。唐诗中有“拂胸轻粉絮，暖手小香囊”之句。盛唐时代，金属香囊已经东传。日本正仓院藏有一枚直径18厘米的巨大银香囊。蒙元时代，香囊还西传伊斯兰世界，马穆鲁克王朝（1250～1517年）的巧匠已经能用黄铜精妙仿制。唐代最著名的香囊，是杨贵妃生前所佩戴的一只。《旧唐书》记载，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在马嵬坡赐杨贵妃自缢，草草掩埋于途中。数年后乱平，唐玄宗自蜀返回长安，密令内侍改葬杨贵妃遗体。掘墓时发现，贵妃肌肤已坏，但香囊依然完好，被内官献还宫中，玄宗“每每视之，凄惋不已”。 唐代诗人张祜据此创作七言绝句《太真香囊子》：“蹙金妃子小花囊，销耗胸前结旧香。难为君王重解得，一生遗恨系心肠。”诗中通过“蹙金”与“旧香”的细腻描写，凸显香囊虽久而不毁，与贵妃“白骨唯存”的惨况形成强烈对照，暗喻唐朝由盛而衰的无常与遗憾。关于“蹙金妃子小花囊”的具体材质，学界有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它是金属香囊；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蹙金”是特指金线刺绣工艺，表明该香囊应为丝绸质地，是绣有金线花纹的软质香包。图为：1）1963年陕西西安沙坡村出土的唐代鎏金银香囊；2）元代画家钱选《杨贵妃上马图》局部，现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鉴真和日本香道公元8世纪，圣武天皇希望把佛教正宗法脉引入日本，于是派遣使者远赴中国，请求律宗的高僧——鉴真大师传法。起初，鉴真并未动念前往，直到被日本长屋王的诗所打动。这就是疫情期间著名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 。经过六次东渡，鉴真终于在公元754年抵达日本奈良。他带往日本的除了佛教本身，更包括医学、建筑等各种技艺，以及和香有关的技术和仪轨。他的随行物品就带有沉香、檀香、乳香等香材。在平安时代，香不仅限于宗教用途，更成为宫廷贵族日常生活中的高雅之物。他们品香并且学习合香，发展出一套感官与修身为核心的用香文化。随后的镰仓时代，武士阶层掌握了政权，但贵族并没有把香的知识和技艺全盘传授给武士。于是，武士开始探索自己的方式，即寻找单一的香材进行品闻， 又根据品香制作出不同的组香，不同的游戏来学习香文化——香道就这样诞生了。图为：奈良唐招提寺的鉴真和尚真像，是日本最早的肖像雕刻；2）江户时代的摺物版画(Surimono)。 Surimono是一种私人定制的印刷物，经常用于新年问候。这件 Surimono上，我们可以看到香道的准备工作：香盘上放有香炉和烧香工具。用香准备工作在屏风后进行，这通常意味着婚礼或特别的庆祝活动；3）臧曦老师所著的《日本香文化》，全书系统梳理了日本香文化的历史脉络、主要流派、器物形制与品香礼仪。从中可以清晰看出中日香文化之间深远的交流与影响。宋代香文化宋代是中国香文化发展的巅峰，也是世界香文化史上最鼎盛的阶段之一。其独特之处在于对香的应用和审美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时期香料贸易极为繁荣，国家专门设立了市舶司等海关机构管理香料进出口，税收占全国财政收入的20%以上，成为国家的重要经济支柱，对中国交通与外贸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更令人惊叹的是香文化在宋代日常生活中的普及：临安街头有香婆专为食客在酒楼内点香篆，并提供按月收费的香氛服务；餐饮中有沉香泡制的“熟水沉香”，从西域引入的藏红花入饭；香材和中药高度融合，形成独具特色的香药体系，作为治病防疫的重要手段；文人会制作香墨，在墨中加入麝香、龙脑、丁香等香材；百姓家中上香、用香，饮用香酒，屠苏酒用于节庆祛病。此外生育、沐浴、熏衣、清洁空气都少不了香的身影。宋代的香学著作空前丰富，出现了以“四大香谱”为代表的大量专著，系统总结香方、分类香材、品香的方法等，构建了完整的香学理论体系。在审美层面，宋代对香的认知极其精致。黄庭坚在品香后写道，此香“如嫩寒清晓，行孤山篱落之间”，将香气与诗意空间融合，把嗅觉感受转化为文学意象，体现出香学与文人精神、哲思修养的高度统一。正如孔子说“乘物以游心”，中国香文化的独特性就在于，它不仅是物质的使用，更是心性的修行。图为：南宋《五百罗汉之饮茶焚香图》日本京都大德寺藏香药自古以来，香被认为具有净化、防疫、祛病等神奇功效，这种观念在两河流域、埃及、美洲，以及后来的希腊罗马、阿拉伯世界广泛存在。而中国更是将香和本土医学深度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香药”文化 —— 沉香、乳香、丁香、肉豆蔻、胡椒……在中国古代典籍里，这些香材被统称为“香药”，因其大量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输入我国，也被称为“舶药”。来自东南亚、南亚至西亚等地的香材，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被广泛应用于调味烹饪、宗教祭祀、医疗保健、日常养生、美容化妆、社交礼仪与精神陶冶等诸多生活场景中。早期中国史籍中有大量以香驱疫的记载，更流传着汉武帝时期“返魂香”起死回生的神奇传说。到了唐代，香药在医学中已具有系统应用，使用方式包括内服、口含、佩戴、熏蒸、涂敷与洗浴等。《千金要方》、《外台秘要方》等医学经典皆有香药相关方剂的记载。此时，香药也是重要的外交物品，“贞观十六年，乌苌国遣使献龙脑香”；“开元十八年，波斯王子进贡香药”；“贞元七年，黑衣大食进献乳香、麒麟竭、苏合香、阿魏”… 此类记录表明香药在唐代朝贡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到了宋代，香药文化全面进入鼎盛阶段。宋代官方编撰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圣济总录》等医书中，系统收录了大量以香药为原料的丸剂、散剂与汤剂，配方更为精细，用法日趋成熟。为应对庞大的宫廷需求和国际贸易，政府还设立了“香药内库”、“香药外库”与“香药榷易院”等专门机构，实行制度化管理，确保香药的采购、储藏、交易与品控，这充分说明香药在国家政治、财政和宗教层面的战略地位。与此同时，香药也深入寻常百姓生活，涵盖医疗、防疫、饮食调味、佩戴护身、居室熏香乃至婚丧祭礼等各类日常场景。宋代的东京、临安等大城市出现了大量香药食品，如蜜煎香药果子、灌香藕、丁香馄饨等，形成一种风尚。 有趣的是，宋代以来，书墨制作常混入麝香、龙脑、丁香等香药材，用以提香、防虫、防腐。清代及民国时期民间有许多“吃墨止胃痛”的记录，正是因古墨中真实含有具药性的香药成分。图为：1）装着乳香的宋代玉碗；2）清明上河图中的“刘家上色沉檀拣香” 香铺，意为：刘姓人家经官府特许专营的香铺，有上好的沉香、檀香、乳香等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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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l. 77 当人类凝视自然：艺术中的神圣山水、蘑菇宇宙和山谷图景

  在遥远的过去有这么一个瞬间，人类突然望向星空或大地，开始有意识地审视这一切，同时思索我们自身的存在——这一刻宣告人类意识的觉醒 —— 从此我们与自然相分离，开始依照自己想法塑造自然。在望向自然的同时，我们也不断向自然提出问题：何为真实？何为不朽？何为神圣？深沉的渴望、情绪与意识，被投射到山川草木、日月星辰之中，凝结成意味深长的自然艺术。本期节目，我们将沿着东西方艺术史的脉络，展开一场穿越古今、跨越文明的自然艺术之旅：古代东方，人们在山水中寄托了长生不老的追求，在艺术里蕴藏了道法自然、以山比德的理想。西方世界，自然被视为与理想对立的物质存在；中世纪教会以“闭锁的园”与“千朵繁花”象征圣母的贞洁与神圣；文艺复兴开启了对自然价值的重新发现；到了浪漫主义与表现主义时代，自然越来越多地与人类的情绪共鸣。 最终在当代艺术中，东西方的自然意识合流，我们在法国艺术家法布里斯·伊贝尔的作品中看到山谷、河流、动物、植物、菌类等自然之物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和意义。但仔细倾听，我们也能从这些当代图像中，听见来自古老时代的回声，为我们揭示人类在不断回到原点的过程中，螺旋上升的成长脉络。我们特别邀请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的于润生老师，带我们踏上一段悠长的自然图像之旅，为我们揭示几千年来，人类如何发现自然、理解自然、不断重构与自然的关系。内容包括04:10 自然是至高无上的本源，也是卑下的物质11:51 图像源于丧葬：先民试图抓住虚无缥缈之物21:52 与自然相分离，标志了人类的诞生26:33 以山比德，灵魂永生：中国人的两种山水意识38:51 身心与山水同构：修仙的基本原理44:24 神圣自然：从天国的耶路撒冷到闭锁的园48:23 风景画和地理大发现：拿着旧地图找到新世界52:31 文艺复兴：对于人和自然的重新发现57:38 迟至19世纪，西方哲学家才赋予自然独立的价值64:54 伊贝尔的山谷：融汇东西方两种自然意识的活体雕塑77:29 从熊出没、风之谷到伊贝尔的山谷：人与自然关系的演进82:56 呈现自然的不同路径：解析一些伊贝尔的作品92:44 列宁是蘑菇？菌类默默改变人类的命运99:50 顺势疗法和类器官：伪科学与前沿科学的自洽111:02 观念的艺术vs行动的艺术：何为伊贝尔真正的作品- 制作团队 –美术设计子鹤后期制作孙称“从山谷中来”（…de la vallée）2025年4月2日至6月29日，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携手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举办法国艺术家法布里斯·伊贝尔的个人展览 “从山谷中来”（… de la vallée），集中展示了艺术家20世纪90年代至今创作的七十余件代表作，以及他为上海展览特别创作的新作品。展览以艺术家生活与工作的法国西部乡村为名，在隐喻与实体之间将伊贝尔的家乡带到上海。这里，观众将带着好奇心，深入探索他多元创作图景的源处。展览宛如一座梦幻花园，观众们在此休憩、阅读、习得与探究伊贝尔的津津兴味——自然、宇宙、数学、建筑、诗歌……展览也是一间新形态学校，观展之路即是学习之旅，由此通往无限的可能。图为：展览信息；艺术家：法布里斯·伊贝尔仙山与永生向山中寻求长生不死或灵魂永生，是中国文化中一种源远流长的自然观。从昆仑山与西王母的神话、蓬莱仙岛的信仰，到道教的洞天福地理论与内丹修炼，再到众多艺术史上的经典作品，这一观念贯穿了中国古代对自然与生命的理解与想象。图为：1968 年出土于河北满城陵山中山靖王刘胜墓的错金熏炉；陕西定边郝滩壁画墓《拜谒西王母乐舞图》山水与身心同构在中国古代，山水不仅被看作自然景观，更被哲学化为人体的隐喻。石为骨、水为血，大山象征肉体，溪流象征经络气脉——自然万物与人身循环彼此对应。人体如果以自身为炉鼎，将精气在体内炼化为“丹药”和“内胎”，是否也能如山川般不朽，迈向成仙？这种“身心与山水同构”的观念也深藏于许多传世山水画中。比如，《溪山行旅图》的构图就被认为源自《体象阴阳升降图》，展现内丹修炼的能量流动；而《富春山居图》中，山是骨、水是血、峰峦如脊椎、溪流如经络、云雾如呼吸——整幅画既是山水之形，也是身体之象。画中之境，正是身中之境。图为：《溪山行旅图》与《体象阴阳升降图》的图示对比西方早期风景画不同于中国将自然视为价值与意义的来源，西方世界的自然观起初并不赋予风景以崇高地位。最初的风景图像常常用于地理标注与空间识别，是一种实用性的再现工具。后来古希腊人提出理念世界高于感官世界的二元论，自然被归入低等的物质层级。这一观念深刻影响了西方文化，使得自然风景长期缺乏独立价值。风景画在艺术中也因此被边缘化，更多地与装饰、娱乐相关联。图为：美索不达米亚的纳拉姆辛纪功碑；庞贝壁画幻觉类型的景观基督教时代的风景尽管一度被贬低，在基督教艺术里，自然景观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比如“天国的耶路撒冷”这一母题，常以田园牧歌式的风景来描绘乐园时代的宁静与和谐。另一个经典图像是“闭锁的园”：一个被围墙环绕的花园，园中奇花异草、神兽环绕，而圣母安坐其中。这一意象象征圣母的贞洁无暇，是对“童贞女怀孕”这一神学核心的视觉隐喻：一个纯净封闭、未经亵渎的自然空间。此外，基督教世界也发展出完整的宇宙图景，从地理全图到天堂与炼狱的空间想象，都体现了人类试图用自然图像来理解精神世界的冲动。这种倾向也揭示了一个普遍心理：人类难以不在自然中投射情感与意义，自然始终是我们理解信仰、道德与生命的隐喻载体。图为：《神秘羔羊祭坛画》中的伊甸园；圣母和“闭锁的园”；波提切利描绘《神曲》中的地狱对自然的重新发现布克哈特将“自然价值的重新发现”视为文艺复兴的重要标志。在这一时期，自然不再是混沌、低贱的被造物，而是被置于审美语境中加以观照，催生出大量精妙的自然风景画。但即便如此，风景仍难以独立成型为一种艺术类型，创作者往往忍不住为其注入“主题”或“意义”。节目中提到《伊卡洛斯的堕落》便是典型例子——它是一幅风景画，但画面一角却悄悄画上了伊卡洛斯落水的双脚，以微妙方式赋予作品叙事意味。图为：《蒙娜丽莎》；丢勒的《犀牛》；《伊苏斯之战》；《有伊卡洛斯坠落的风景》风景越来越有情绪西方对物质世界的纯粹观看，要到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在狂飙突进运动、浪漫主义思潮以及伯克、康德、谢林等思想家的推动下，自然被赋予了“崇高”的内涵。从此，风景画开始表达自然的强力、狂暴与神秘并且与剧烈变革的社会思潮以及人类情绪相结合。进入印象派与表现主义时期，风景画更进一步成为情绪的载体。无论是梵高的《星月夜》，还是蒙克《呐喊》中背景那条扭曲的河流，都显示出情绪凌驾于自然之上。人类意识在风景中的主导地位不断强化，延续了文艺复兴以来“以人为中心”的思想脉络。图为：弗里德里希《雾海上的游荡者》；戈雅《巨人》、《沙丁鱼葬礼》；梵高《星月夜》；蒙克《呐喊》伊贝尔的商业合作展览“从山谷中来”展现了法布里斯·伊贝尔对自然之物的理解和描摹。但伊贝尔的艺术并不排斥人类社会的产物，他对商业交易与工业制品持开放态度。在播种山谷、探索自然的同时，他也在艺术市场中取得了不俗成就。作为史上最年轻的威尼斯金狮奖得主，法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获得者，以及2018年当选的法兰西艺术院院士，伊贝尔始终游走在自然与商业、创作与合作之间。他的《一平方米口红》与《世界上最大的肥皂》等早期作品，便是艺术与商业合作的典范。图为：《一平方米口红》、《世界上最大的肥皂》伊贝尔的山谷上世纪90年代，伊贝尔在家乡法国旺代购买了100公顷的土地，将其播种成一片由约30万棵树种构成的谷地森林。这篇山谷区隔了伊贝尔的故乡农场和周边的工业化农业，成为一片自然的庇护所，同时也成为艺术家创作的灵感源泉。上图依次为：1）伊贝尔通过播种改变了山谷的面貌。2）《拉塞里，我父母的传记景观》这幅画描绘的是伊贝尔家乡的山谷风景，虽未描绘父母的具体形象，却称之为父母的“传记”。画面中的房屋、农场、羊群、河流，甚至远处的小坟茔，都是他父母生活的痕迹。这不仅是一幅地景画，更是一种纪念方式：不是纪念个体形象，而是纪念人与自然共生的存在方式。人，仿佛成为山谷生态网络中的一环，与植物、微生物、土地和记忆交织在一起。3）《宝藏》作为展览的封面作品，《宝藏》以一棵苹果树为中心，描绘苹果坠落地下转化为樱桃、周围则埋藏着金币、树状细胞、解剖图与文字图像。它所描绘的“宝藏”不是金银珠宝，而是一个由土壤、水分、细菌、种子与知识交织而成的复合生态系统。伊贝尔在采访中说，真正的“宝藏”，是“生长的潜力”。4）《露珠》疫情期间创作的《露珠》画面中是一株被砍断的树桩，但依然生机勃勃。这是因为它通过地下菌丝网络与周围的树木相连，获得养分。伊贝尔借此讲述一个关于“生态互助”的故事——生命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在看不见的联系中延续。科学发现也证明，森林中的植物确实会通过地下网络互相滋养。顺势绘画伊贝尔的“顺势绘画”系列，灵感源自18世纪德国的替代医疗——顺势疗法（Homeopathy）。这种医学理念强调“以毒攻毒”，通过极度稀释的物质激发身体自愈机制，同时强调“全局性”与“个性化”治疗，与中医调理有一定相似性。尽管顺势疗法在现代医学体系中争议颇多，但伊贝尔却从中提炼出了一种极具诗意的艺术方法论。在他的创作中，“顺势绘画”意味着绘画本身可以成为一种疗愈过程。通过色彩、构图、笔触等细微元素激发观者的潜意识反应，引发心理上的共鸣与安慰。这不仅是视觉的刺激，更是一种激活身心感官的潜在机制。伊贝尔认为，这些画并非静态的“作品”，而是像自然一样在不断生长、变化。每一位观众与作品的互动，都会产生不同的效应——艺术不再是展示，而是一种带有生命力的过程。他创作这一系列的起点，正是多年前在中国因感染顽固细菌而经历的一段医疗体验。他在西医治疗之外，也从中医调理中感受到身体整体状态的转变，这也促使他思考艺术是否也能成为一种“调理”的方式。交换信号十月革命后，塔特林设计了“第三国际纪念碑”。这座比帝国大厦还高的建筑上装满了最先进的广播工具。这一件乌托邦装置，将革命的理念转化为无线电波。在塔特林的梦想中，未来的国家是由信息流与集体意志组成的共同体。一个世纪后，伊贝尔创作了“天线树”。天线树的根须在土地之下吸收能量；在地面上长成天线，比喻从自然里获得滋养，在天空和阳光下交换信号。伊贝尔认为，只有当人类与自然之间建出一种全新的感知路径，才能避免在孤立的世界中走向枯萎。两件作品都指向对人类未来的想象。肉体不是人类的终极媒介。人类、动物、植物、菌类、山河大地、宇宙星辰，都是巨大网络中的节点。生命力和信息在这张巨大的网络中流动交换，这正是与自然“共生”的内在含义。图为：塔特林设计的第三国际纪念碑；伊贝尔的“天线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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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l. 76 英国人如何魔改中国茶？茶杯里的身份政治、消费主义和女性权力

  1773年冬天，东印度公司满载茶叶的货船陆续抵达了波士顿港。为了抵制英国对茶叶施加的高额进口税，数千名的波士顿市民在码头集结，阻止卸货。随后在塞缪尔·亚当斯的策划下，一群波士顿市民化妆成印第安人登上茶船，把价值 18000 英镑的茶叶倾倒进大海之中。人们给这次反抗殖民的行动，起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名字，Boston Tea Party。这次不甚愉快的“茶派对”导致宗主国和殖民地冲突升级，后来北美独立战争的爆发，以及最终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经过学者考据，这342箱漂浮在波士顿港湾的茶叶，正是产自中国福建。茶源自中国，是传统中国最典型的文化商品；在全球化的时代，它被英国引入印度种植成为殖民经济，继而销往全球，攫取了足以支撑全球帝国运转的惊人利益；在美洲，它又成为革命的催化剂，阴错阳差地导致现代美国的诞生。这小小的植物，不但是推动帝国扩张，国家诞生的超级商品，更是塑造现代社会的重要力量——消费主义、女性权力、身份政治——这些至今影响我们的概念，很大程度上都由茶而生发。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北京服装学院的张弛老师，结合她博士论文期间对中英茶贸易的研究，和我们聊一聊英国人如何对茶进行重塑，造就了这个字面意义上划时代的商品。内容包括02:04 泡茶先倒茶还是先倒奶？无聊的问题让英国人争吵几百年08:30 日不落帝国全盛期：十分之一的收入来自于茶14:08 设计的力量：茶走向全球源自英国人的全方位魔改20:19 以消费建立身份认同：英国茶是消费主义的“万恶之源”31:19 茶叶和殖民地：公主的嫁妆成为英国财富密码43:40 川宁茶空间：第一个允许英国女性进入的公共领域47:18 甜与权力：英国工人喝下加糖热茶意味着社会的彻底重塑51:16 为什么端茶杯必须翘起小指？58:25 梁山伯与朱丽叶、孔子与纣王：英国把茶叶故事一锅烩63:43 英国下午茶空间是女性的权力空间78:00 从维多利亚女王和正山小种，探讨什么是“好茶”？89:23 中国创造了奢侈品，英国创造了奢侈品牌94:33 胡塞尔的现象学，帮我们发现饮茶的多元乐趣- 制作团队 –美术设计子鹤后期制作孙称图为矗立在伦敦街头，拥有300年品牌历史的川宁茶博物馆。门的上方为两位清朝人的形象。布里斯托的茶商乔治·哈里斯在商业卡片上将中英茶贸易中的两个重要港口城市连接在一起，广州和伦敦的意向同时出现在图案中。珠江和泰晤士和融为一体，为爱茶者构建起中英茶文化交流互鉴的想象空间。图为位于里士满的汉姆别墅，劳德代尔公爵夫人在这里喝茶、待客。图中的家具生产于1675年左右，有一个印度茶桌，一个涂漆的靠背椅，底部是藤条。当时的英国与荷兰贸易往来密切，很多家具设计都是风格混合的，茶桌多数是进口的。图中的茶桌应当为中国常见的可以放置在床榻上的小桌。被加长了高度，以适应英国的高足坐具。图为茶叶皇后。传说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布拉甘扎在1662 年远嫁英国国王查理二世时，嫁妆中包括 来自中国的茶叶和茶具。茶文化以这样的方式进入英国宫廷，让上层人士趋之若鹜。理查德·科林斯的《品茗的三口之家》在英国人对中国茶文化的接受和理解，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一种想象。“杨柳纹样”就是基于东方想象的经典故事。19世纪中期，几乎每个英国家庭都拥有一个画有杨柳纹样的瓷盘。纹样的背后，是一个罗密欧与朱丽叶私奔后化作燕子在柳叶间穿梭的故事。图为蒙太古夫人。蒙太古夫人是英国著名的书信作家、诗人、旅行家，也是女性主义的重要倡导者。她所创办的蓝袜社作为18世纪著名的茶空间极大地推动了女性教育，同时为后来女性主义思想的发展和社会实践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图为克里莫内园场景。有学者认为，不同社会阶层汇集在此类公共空间饮茶，促使了不同阶层的知识交流，由此引发了社会经验的重组和社会文化心理的变化，并推动了工业革命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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